秦朝抛弃圣贤之道，搞苟且的统治，十四年就亡了，它留下的坏影响到现在还在，社会风气差，百姓爱闹事。这就像琴瑟弦音不准，得重新调弦才能弹奏；治国也是，政令不通就得变革教化。汉朝建立后一直想把国家治理好，但效果不好，就是因为该变革的时候没变革。
圣王治理天下，让人从小学习，长大后按才能授官，用爵禄培养品德，用刑罚震慑恶行，所以百姓懂礼义，以触犯君主为耻。周武王行大义灭商，周公制礼乐，到了成康时期，监狱空了四十多年，这是教化和仁义的力量，不只是刑罚的作用。秦朝就不一样，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那套，行韩非的学说，厌恶帝王正道，把贪婪当风俗，只看表面不看实际，做好事不一定免罪，做坏事不一定受罚，所以百官都爱说假话，表面一套背后一套，造假谋利毫无廉耻，受刑死人的多，但奸邪之事却止不住，这都是风俗坏造成的。现在陛下统一天下，百姓都臣服，可百姓没得到什么好处，大概是陛下还没真正用心。《曾子》说尊重所学、践行所知就能进步，陛下要是能真心践行这些道理，和古代圣王也没差别了。
不培养人才却想找贤能之人，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要花纹。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办太学，它是贤才的源头，教化的根本。现在一个郡、一个封国那么多人，却找不到几个符合要求的人才，说明王道在很多地方都断了。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请好老师，多考核，这样就能得到杰出人才。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表率，负责传达朝廷教化，如果他们不贤能，君主的德行就传不下去，恩泽也到不了百姓那里。现在有些官吏不教化百姓，还不执行朝廷法令，欺压百姓，和奸人勾结，害得穷人和弱者含冤受屈，这和陛下心意不符。所以阴阳失调，灾祸不断，百姓困苦，都是这些官吏不称职导致的。
现在的官吏很多出自官员子弟，选郎吏还看出身财富，这样选出来的不一定贤能。古代论功劳看是否称职，不看出任时间，所以才能小的一直做小官，贤能的很快就能得到重用，官吏们也都努力做事建功。现在却只看出任时间，靠熬资历升官，导致廉耻不分，贤愚混杂。我觉得应该让列侯、郡守每年各推荐两名贤才到朝廷做宿卫，推荐得好有赏，推荐不好受罚，这样大家都会用心找人才，天下贤士都能为朝廷所用。得到贤才，成就三王那样的盛世就容易了，陛下也能和尧舜齐名。选拔人才别只看时间，要重实际才能，按能力授官、按品德定职位，这样就能区分贤愚。
小事能积累成大事，细微处能彰显卓越。言论说出就收不回，行为做出就藏不住，言行对治国很重要。积累善行不知不觉就会进步，积累恶行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这就是尧舜能留美名，桀纣让人唾弃的原因。
让人快乐又不混乱，反复遵循也不厌倦的就是‘道’，‘道’永远不会有问题，出问题是因为背离了‘道’。先王之道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有时政令推行不下去，这时就需要弥补不足。夏、商、周三代治国之道不同，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为了挽救前朝弊端，顺应当时形势。孔子说舜无为而治，其实舜只是改了历法、换了服色顺应天命，其他还是遵循尧的做法。所以君主虽然会改革制度，但‘道’的本质不会变。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恭敬，周朝崇尚礼仪，这是为了补救前代不足。孔子说后代能知道前代礼仪的增减，就是因为历代治国都离不开这三个方面。夏朝继承虞朝，孔子没说有什么增减，是因为它们本质相同。‘道’源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舜、尧传承的‘道’是一样的，不需要补救，孔子才不说他们对制度的改变。由此可见，继承太平盛世，治国之道不用变；继承乱世，就需要变革。
现在汉朝刚结束乱世，应该减少周朝繁琐的礼仪，学习夏朝的忠厚。古今都是天下，为啥差距这么大呢？是哪里违背了古代治国之道，不符合天理吗？上天给万物都有安排，给了牙齿就不给犄角，给了翅膀就只给两只脚，这是说得到多的就不能再要少的。古代拿俸禄的人，不靠体力劳动和经商获利，也是这个道理。要是既拿得多又想占小便宜，上天都满足不了，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总抱怨不够用的原因。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的人，还利用富贵和百姓争利，百姓怎么能承受呢？百姓越来越穷，富人却奢侈浪费，穷人走投无路，生活没盼头就容易犯罪，这就是刑罚越来越多，奸邪却止不住的原因。官员是百姓效仿的对象，要是官员做百姓做的事，追求财利，怎么行呢？追求财利是百姓的想法，追求仁义、教化百姓才是官员该做的。《易经》说‘背着东西乘车，会招来强盗’，乘车是君子的事，背东西是百姓的事，说的就是身居高位却做百姓之事，肯定会招来灾祸。要想做君子该做的事，看看鲁国丞相公仪休的做法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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