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干宝评论说：“从前高祖宣皇帝（司马懿），凭借雄才大略，顺应时势而起，性情深沉如同城府，却能宽厚容纳他人；施行权术驾驭万物，又能识别人才善于选拔。于是百姓亲附有才能的人，国家的根基开始构建。世宗（司马师）继承基业，太祖（司马昭）延续大业，都废除了异心图谋，融合了前人的功业。到了世祖（司马炎），终于登上皇位，用仁爱厚待百姓，用节俭满足用度，平和而不放纵，宽厚而能决断，统一了唐、虞时代的旧疆域，向八方颁布历法，当时有‘天下无穷人’的谚语，虽然太平盛世尚未完全实现，也足以表明百姓安居乐业了。
武皇（司马炎）去世后，陵墓的泥土还没干，变乱灾难就接连发生。宗室子弟没有起到藩篱屏障的作用，朝廷大臣没有让人敬仰的威望，早上还是伊尹、周公一样的贤臣，晚上就变成夏桀、盗跖一样的恶人；国家政权交替落入乱人手中，禁军分散到四方，地方长官没有稳定的镇守力量，关隘城门没有牢固的防守。戎人、羯人称帝，怀帝、愍帝失去尊严，为什么呢？是因为树立的藩王失去权力，托付的大臣没有才能，礼、义、廉、耻四维没有伸张，而苟且的政令太多了。
根基广阔就难以倾倒，根系深厚就难以拔除，治理合乎节度就不会混乱，人心团结就不会变迁。从前拥有天下的人之所以能长久，就是用了这种方法。周朝从后稷爱护百姓开始，经过十六代王到周武王才君临天下，它积累的根基、树立的根本，如此牢固。如今晋朝的兴起，它创建基业、树立根本，本来就和前代不同。加上朝廷缺少纯德之人，乡里没有忠贞不二的老者，风俗荒淫邪僻，羞耻与崇尚的东西失当。学者以庄子、老子的学说为宗旨而贬黜《六经》，清谈者以虚无放达为辩才而轻视名节操守，修身者以放纵污浊为通达而狭隘地看待气节信用，求官者以苟且得到为可贵而鄙视正当的行为，当官者以空谈为高明而嘲笑勤恳谨慎。因此刘颂屡次谈论治国之道，傅咸常常纠正邪恶匡正风气，都被称为俗吏；那些依仗虚浮旷达、敷衍塞责没有主见的人，都在天下名声显赫。至于像周文王那样太阳偏西还没时间吃饭，仲山甫那样早晚不懈怠的人，大概都被嗤笑贬斥为尘土了！因此毁誉混淆了善恶的实质，真情邪念都奔忙于财货欲望的道路，选拔官员的人为别人挑选官职，当官的人为自身谋取利益，世家大族、皇亲国戚的子弟，超越等级，不拘泥于资历次序。世间众人，都是争名夺利的人；众多官员，没有推让贤才的举动。刘子真着《崇让论》却没人省悟，刘子雅制定九班选官制度却不能施行。那些妇女不懂纺织，放纵性情而行事，有的违背公婆，有的残杀妾婢，父亲兄长不怪罪她们，天下人也不非议她们。礼法刑政，在这里严重败坏。‘国家将要灭亡，根本必定先倒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因此观察阮籍的行为就可察觉礼教崩溃松弛的原因，考察庾纯、贾充的争执就可看出朝廷大臣多有邪僻，考究平定吴国的功劳就可知道将帅的不谦让，思索郭钦的谋略就可醒悟戎狄有可乘之机，阅览傅玄、刘毅的言论就可了解百官的邪恶，核查傅咸的奏疏、《钱神论》就可看到宠信贿赂的盛行。民风国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即使以中等才能、遵守成法的君主来治理，尚且担心导致祸乱，何况我们的惠帝以放荡的品性君临天下呢！怀帝在动乱中继位，被强臣牵制；愍帝在流亡之后，只守着虚名。天下的大势已经失去，不是闻名于世的雄才，不能再收复了！”
石勒在坫城包围乐平太守韩据，韩据向刘琨求救。刘琨刚刚得到拓跋猗卢的部众，想凭借他们的锐气讨伐石勒。箕澹、卫雄劝谏说：“这些人虽然是晋朝百姓，却长久沦陷在异族地区，没有熟悉明公的恩德信义，恐怕难以任用。不如暂且对内收集鲜卑剩下的粮食，对外抢掠胡贼的牛羊，关闭关卡据守险要，从事农耕休整军队，等他们被教化感化、明晓道义后，再任用他们，那么功业没有不成功的！”刘琨不听，征发全部部众，命令箕澹率领两万步兵骑兵为前锋，刘琨驻守广牧，作为声援。
石勒听说箕澹到来，将要迎击。有人说：“箕澹兵马精锐强盛，锋芒不可阻挡，不如暂且领兵躲避，深挖壕沟高筑壁垒，来挫伤他们的锐气，必定能万无一失。”石勒说：“箕澹的军队虽然众多，但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号令不统一，有什么精锐强盛的！如今敌寇即将到来，怎么能舍弃离开！大军一动，难道容易中途返回！如果箕澹乘我们后退而进逼，只担心逃跑溃散都来不及，哪里能深挖壕沟高筑壁垒呢！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立刻斩杀了说话的人。任命孔苌为前锋都督，命令三军：“后出发的人斩首！”石勒占据险要地形，在山上设置疑兵，前面设下两处埋伏，派出轻骑兵与箕澹交战，假装不能取胜而逃跑。箕澹出兵追击，进入埋伏圈。石勒前后夹击箕澹的军队，大败敌军，缴获铠甲马匹数以万计。箕澹、卫雄率领一千多骑兵逃奔代郡，韩据放弃城池逃走，并州地区震惊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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