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铁轨上的告别
训练结束得突兀得像一声被掐断的呐喊。
几周来，日复一日的队列、冲锋、挖掘和辱骂，仿佛构建了一个没有尽头的循环。直到某个寻常的下午，施特劳斯军士长站在队伍前，那张惯常刻薄的脸庞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只是用他那砂纸摩擦般的声音宣布：“命令下来了。你们这些学者娃娃的假期结束了。巴伐利亚第十四预备步兵团，开赴西线。”
空气瞬间凝固，随即被一种无形的、躁动的能量充满。之前的游戏感——那种掺杂着恐惧和兴奋的紧张——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巨大期待的寂静。终于来了。他们为之训练、为之宣誓、甚至为之与过去决裂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像被加速的胶片。所有个人装备被要求反复检查，每一支Gewehr 98步枪的枪膛都被擦了又擦，直到金属部件在昏暗的灯光下也泛出冷冽的光。然后，他们领到了实弹。
黄澄澄的子弹，沉甸甸地压进帆布子弹带，一层层挂在肩上，勒进军装呢料里。那重量是如此真实，如此具体，与训练时空置的弹夹带来的感觉截然不同。这重量在无声地宣告：这不是演习。这是生与死的度量衡。安娜下意识地用手按了按腰间的子弹带，那坚硬的触感让她心中一凛，一种混合着责任和嗜血冲动的陌生情愫悄然滋生。
出发前，全排被拉到一起，在兵营斑驳的墙壁前拍了一张合影。阳光有些刺眼，年轻的面孔们努力挺起胸膛，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威武。镜头捕捉到的，是强行压抑着激动的勇敢，是对遥远“荣耀”概念的虔诚向往，还有一丝属于学生兵的、未曾磨灭的天真。安娜站在最后一排，她高大的身影即使在人群中也很显眼，她抿着嘴，眼神锐利，像一只即将初次捕猎的幼兽。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他们朝夕相处、用最恶毒的方式“锻造”他们的教官们——尤其是施特劳斯军士长——并未随行。他们像完成了一批零件的初步加工，便将这批产品移交出去，自己则留在训练营，等待下一批原料的到来。接手安娜他们这个连队的，是几位表情冷漠、言语不多的前线士官，他们的眼神里没有施特劳斯那种刻意为之的轻蔑，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早已看惯了潮起潮落的平静。
队伍开拔，走向火车站。城市仿佛被注入了另一种兴奋剂。沿途，平民们涌上街头，欢呼声、掌声如同潮水。女人们将面包、苹果、香烟塞到士兵们手中；孩子们穿着小小的水手服，模仿着敬礼。爱国歌曲再次响起，比在兵营里唱得更响亮、更投入，仿佛要用这歌声筑起一道无形的城墙，将战士们包裹其中，送往胜利的彼岸。
“看！是个女的！”人群中传来惊呼。
安娜走在排头四人队伍的队首，她那1米81的身高和不同于周围男性的清秀面庞，让她成了绝对的焦点。认识她的人——或许是邻居，或许是某面之缘的校友——在路边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安娜！安娜·德莱森！”并朝她露出鼓励的、甚至带着几分崇拜的笑容。一个扎着金色辫子的小女孩挣脱母亲的手，怯生生地跑过来，将一朵略显蔫软的野花塞进安娜握着步枪背带的手里。
安娜愣了一下，低头看着那抹小小的紫色，随即，她扯动嘴角，回报了一个微笑。这个笑容有些僵硬，但无疑是真诚的。在这一刻，鲜花、欢呼、自己的名字与肩上的步枪、腰间的子弹奇异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令人眩晕的崇高感。之前所有的疑虑和不安，似乎都被这热情的浪潮暂时冲散了。她挺直了脊梁，步伐更加坚定，仿佛自己真的成了传说中为守护家园而战的瓦尔基里。
然而，这种幻觉在抵达火车站时，便迅速开始褪色。
火车站混乱不堪，蒸汽机车的嘶鸣、军官的吆喝、士兵的杂沓脚步声交织成一片喧嚣的沼泽。他们被驱赶着，走向一列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货运列车。车厢高大、陈旧，木质厢板上满是划痕和污渍。然后，安娜看到了用白色油漆刷在车门上的字：
“40人 或 8匹马”
冰冷的文字，像一记无声的耳光，抽打在她刚刚被热血充盈的脸上。人和马，在这里被划上了等号，都是可运输的物资。
“进去！快点！别磨蹭！”士官粗暴地推搡着。
车厢内，光线昏暗，只有几缕阳光从小小的、高处的透气窗射入，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尘埃。没有座位，只有一些散发着霉味的稻草铺在冰冷的地板上。汗味、皮革味、烟草味，还有稻草的腐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牲畜遗留的气息，混合成一种浓烈而窒息的空气，紧紧包裹住每一个人。
四十个年轻的生命，连同他们全部的装备，被塞进了这个铁皮罐子里。空间逼仄到人们只能紧紧挨着坐下，膝盖顶着膝盖，步枪不得不抱在怀里。起初，高昂的情绪还在延续，有人继续哼唱着之前的歌曲，声音在密闭的空间里显得异常响亮，甚至有些刺耳。有人拿出家人的照片传看，引来一阵夹杂着乡愁和调侃的评论。弗里德里希，那个曾经在训练营里的“战地诗人”，甚至即兴创作了几句打油诗，嘲讽这“移动马厩”的条件，引来一阵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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