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审大会设在原日本关东军驻地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冰冻的泥土地。台上,八个反革命分子被五花大绑,低垂着头,唯有最边上的张永泉挺直着腰板,眼神里透着一股死不认命的倔强。
区委书记王大山手握铁皮喇叭,声音嘶哑地宣读着罪状:“特务分子张永泉,化名刘三,于一九四九年冬,在哈尔滨道外区用匕首刺杀我党干部赵永年同志……”
台下的人群发出愤怒的吼声,雪花飘落在他们冻得通红的脸上,瞬间融化。
“血债血偿!”一个老妇人尖利的声音划破寒冷的空气,她是赵永年的母亲,两年多来,每天清晨都会到儿子遇害的路口站上一会儿,仿佛在等那个永远回不来的身影。
张永泉忽然抬起头,嘴角扯出一丝冷笑:“你们有证据吗?就凭几个人的指认?我告诉你们,我叫刘三,就是个普通工人,从没干过杀人的勾当!”
会场骚动起来。王书记眉头紧锁。确实,除了三名目击者的证词,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凶器这一关键物证。张永泉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如此嚣张。
民兵队长李铁柱气得牙痒,凑到王书记耳边:“这狗东西,明明就是他干的,赵干部遇害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他从现场跑开!”
“证据呢?凶器呢?”王书记叹了口气,“没有物证,光有人证,上面未必会批准枪决。”
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个声音喊道:“带他去武器陈列馆!让赵干部的遗物认认这个畜生!”
这提议像野火般在人群中蔓延。武器陈列馆原是日军仓库改建,收藏着解放战争中各场战役的武器,赵永年的遗物——他生前收集的各类刀具,也被陈列其中。民间早有传言,说正义的武器会自己辨认主人之仇。
王书记思忖片刻,点了点头。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这或许是唯一的办法。
“走!”李铁柱一把拽起张永泉,推着他往陈列馆方向走去。人群如潮水般跟在后面。
武器陈列馆是一间阴暗的水泥建筑,墙上挂着各种兵器,从抗日大刀到美制匕首,每一件都贴着标签,记录着它们的故事。室内寒气逼人,比外面似乎还要冷上几分。
张永泉被推进门时,依然昂着头,但细心的李铁柱发现,这特务的眼神闪烁了一下,脚步也有瞬间的迟疑。
“怎么,心虚了?”李铁柱低声问道。
张永泉哼了一声:“我有什么心虚的?又不是我干的。”
人群挤在门口,赵母被让到了最前面。老太太死死盯着张永泉,那双因长年流泪而浑浊的眼睛,此刻却异常明亮。
王书记环视展厅,朗声道:“同志们,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让这些武器作证,看看赵永年同志的血,到底是谁染上的!”
张永泉被押着走过一排排展柜。当他经过一把日军指挥刀时,突然一阵冷风吹进展厅,刀身轻微地晃动了一下。人群中发出一阵低呼。
“看!刀动了!”
张永泉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但依然强作镇定:“巧合而已,风吹的。”
他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了收藏赵永年遗物的展柜前。柜子里整齐摆放着七八把匕首和小刀,每一把都擦拭得干干净净。最中间的位置空着,标签上写着“杀害赵永年同志的凶器——失踪”。
张永泉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那空位上,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你见过那把刀吗?”王书记突然问道。
“没、没有。”张永泉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颤抖。
就在这时,展柜里最边上的一把生锈的匕首突然发出轻微的嗡鸣声。
“听!”赵母突然叫道,“它在哭!我听见了!”
人群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确实,有一种极细微的、如同呜咽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
张永泉的脸色开始发白,他死死盯着那把匕首,嘴唇无声地动了动。
“你说什么?”李铁柱逼近一步。
“我什么都没说!”张永泉几乎是吼出来的。
突然,展柜里另一把匕首也开始震动,与第一把形成了诡异的共鸣。
门外,北风呼啸,卷起地上的积雪,拍打着窗户,像是无数冤魂在敲打着玻璃,要求昭雪。
王书记走到展柜前,声音低沉而有力:“张永泉,你看看这些武器,它们曾经的主人,有多少是死在你们这些特务手里的?今天,它们就要替那些冤魂说话!”
张永泉猛地摇头:“不可能,那把刀早就让我扔进松花江了,怎么可能在这里...”
话一出口,他自己先愣住了。
人群中爆发出愤怒的吼声:“他承认了!他承认了!”
张永泉慌乱地后退,却被身后的民兵牢牢抓住。他的眼神由惊慌转为绝望,最后变成一种疯狂的狰狞。
“是!是我杀的!”他突然大吼起来,“赵永年跟踪我们组织很久了,上级命令我除掉他!那天晚上,我趁他回家路上,从背后捅了他三刀!最后一刀,直插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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