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从清廷那里榨取来的“安置费”和通行许可，拿破仑三世，如今的洪秀全·波拿巴，志得意满地率领着他的远征军团以及庞大的辎重队伍（包含了热河劫掠的大部分财富和部分自愿或被胁迫跟随的俘虏），开始沿运河系统向南迤逦而行。
一路之上，虽有清廷的默许和地方官府的有限配合，但沿途的萧条与窥视的目光无不提醒着他们所处的环境。曾经富庶的直隶、山东腹地，因连年战乱和此次“神拳”骚动，已显破败。小股的骚扰从未断绝，那些打着“兴神拳灭洋教”旗号的队伍，对于这位“洋上帝次子”的憎恶似乎更甚于清廷。远征军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行军速度缓慢。
他们的目标是长江，是渡过天堑，回到那个理论上属于他“洪秀全”的南方基业——广州。然而，横亘在长江北岸，第一个无法绕开的强大势力，便是以南京为中心，由大明王朱简炽建立的“新明”政权。
新明的探马早已将这支庞大、混杂且携带大量辎重的队伍动向探得一清二楚。当拿破仑三世的前锋抵达长江北岸，面对浩荡江流和对岸隐约可见的新明军寨时，他们收到了新明方面措辞强硬的通知：未经许可，任何武装船只不得进入新明控制江面，更严禁大军渡江。
面对新的阻碍，拿破仑三世并未显得意外或恼怒。他骨子里的外交家本能再次占据上风。他深知，新明与清廷是死敌，与广州那个刚刚经历内讧的“大汉国”潜在势力也非友邦。自己这支力量的出现，对新明而言，既是威胁，也可能蕴含机会。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对方无法拒绝的筹码。
他手中，恰好握有这样一张牌——那近万名尚未释放的八旗贵胄战俘。这些人在清廷眼中是必须赎回的子民，在新明眼中，则是宣扬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正统性的最佳象征，是凝聚人心、打击清廷威望的活道具。
拿破仑三世迅速派出了新的谈判代表，这一次，队伍中多了几位能言善辩的原清廷降官。谈判在江北一座临时营帐内进行。法方代表开门见山，提出了交易条件：
1. 新明政权为拿破仑三世军团提供安全渡江的通道，并允许其在指定区域进行必要的休整和补给（按市价交易）。
2. 作为回报，拿破仑三世将在渡江之前，先向新明政权移交一千名 身份较高的八旗俘虏，以示诚意。
3. 在其军团完全离开新明实际控制区，进入相对安全的区域（暗示即将进入可能与“大汉国”势力接壤或交错的地带）之前，会 再交付两千名 八旗俘虏。
4. 至于之前与清廷秘密协议中约定的、在渡江前释放 全部 剩余俘虏的条款……拿破仑三世和他的谈判代表们，仿佛集体患上了选择性的失忆症。一位法方军官甚至在谈判桌上轻松地表示：“与北京方面的协议，主要涉及的是我方北归之路的安全。如今即将南渡，情况已然不同。这些俘虏，是我们与南方各位‘朋友’建立良好关系的见面礼。”
这个提议，在新明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以大明王朱简炽为首的一些务实派认为，凭空得到三千名极具象征意义的八旗俘虏（其中不少是宗室、高级将领），对于巩固新明政权合法性、激励士气、打击清廷声望有巨大好处，而放行这支本身目标并非南京、且与清廷和南方其他势力都有龃龉的军队南下，等于“驱狼吞虎”，有利于自身战略环境的改善。毕竟，硬要在江上拦截这支困兽犹斗的远征军，即便获胜，自身损失也必然惨重。
而一些较为谨慎的将领则怀疑拿破仑三世的诚意，认为其分批交付的方式本身就包藏祸心，意在保持对新明的威慑，担心这是引狼入室。
最终，现实的利益考量占据了上风。新明方面同意了这个交易，但附加了条件：要求拿破仑三世军团渡江后必须沿指定路线快速通过，不得攻城掠地，不得在新明控制区内长时间滞留；同时，要求法方提供第二批交付俘虏的详细名单和时间表，以确保对方不会食言。
协议在相互提防和算计中达成。长江江面上，新明方面调集了数百艘大小船只，开始协助这支庞大的异国军队渡江。与此同时，第一批一千名神情萎靡、衣衫褴褛的八旗贵族俘虏，被押送到了新明军的手中。看着这些昔日趾高气扬的“鞑虏”如今成为阶下之囚，新明将士们爆发出阵阵欢呼，朱简炽的威望在那一刻达到了新的高度。
拿破仑三世站在北岸，满意地看着部队有序登船。他再一次用巧妙的外交手腕和手中的筹码，化解了眼前的危机。至于对清廷的承诺？在他作为一名资深政治家的信条里，承诺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时才是需要遵守的。此刻，安全南归，整合力量，应对广州的复杂局面，才是重中之重。那些剩下的八旗俘虏，依然是他在南方可能继续使用的宝贵筹码。外交家的“品行”，在生存和权力面前，显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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