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鹰巢穴”的设计室内，灯火彻夜通明。巨大的绘图板上铺满了硫酸纸，上面是用精密绘图仪器勾勒出的飞机三视图、剖面图和无数细节放大图。空气中弥漫着墨水、纸张以及浓咖啡混合的独特气味。扬·哈拉姆布和他的核心设计团队已经在这里连续工作了近四十个小时，每个人的眼窝都深陷下去，胡茬凌乱，但眼神却像淬火的钢一样，闪烁着亢奋而专注的光芒。
他们面前的，正是IAR-80原型机的最终设计总图。这架飞机，脱胎于引进的波兰PZL P.24，但骨子里已经流淌着越来越多罗马尼亚自己的血液。波佩斯库博士最初倾向于严格遵循许可证生产，认为这样风险最低。但哈拉姆布和一批年轻工程师，在埃德尔国王那句“要赋予这个国家翱翔的翅膀”的激励下，提出了大胆的改进方案。
争论发生在每一个细节上。
“主起落架！P.24的设计强度裕度不足，我们的野战机场条件比波兰更差，必须加强！”哈拉姆布用一支红蓝铅笔用力点着图纸上的起落架结构，“看看这里，还有这里，疲劳测试数据表明，在粗暴着陆时，这里出现裂纹的概率超过百分之三十！”
一位跟随波佩斯库的、较为保守的工程师反驳：“但加强意味着增重，哈拉姆布！每一克多余的重量都会牺牲爬升率和机动性！这是战斗机，不是运输机！”
“一架因为起落架折断而趴窝的战斗机，机动性再好也是零！”哈拉姆布毫不退让，他的声音因为疲惫和激动而有些嘶哑，“我们可以通过优化机翼结构，采用更高强度的国产LD-40铝合金来补偿重量。计算！我需要更精确的应力计算！”
计算组的年轻人们立刻扑到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前，房间里响起一片噼里啪啦的运算声和纸张翻动的声音。没有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一切全靠人力、算盘、计算尺和缜密的数学思维。一个参数的修改，往往需要牵动全身，引发数十个小时的重新计算。
另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武器系统。P.24原设计主要依赖两挺机翼机枪。但来自前线飞行员（通过秘密渠道收集的意见）反馈，火力持续性不足。
“我们应该尝试在发动机整流罩上方同步协调加装两挺机枪，”一位曾在西班牙内战担任过志愿观察员的年轻设计师提议，“虽然会增加协调器的复杂性，但火力密度几乎翻倍。”
“协调器的可靠性是关键！”另一位老成持重的工程师摇头，“如果发生故障，飞行员会把自己的螺旋桨打掉。风险太高了！”
“那就解决它！”哈拉姆布斩钉截铁地说，“把协调器的设计和制造交给精密仪器车间，告诉他们，这是最高优先级。我们需要进行上千次的地面射击测试，确保万无一失！”
目光投向气动布局。哈拉姆布对P.24的翼型做了微调，略微增加了翼根的相对厚度，优化了翼尖的形状。这是他通过自己在风洞（一个简陋但功能齐全的、依靠强大吸力风扇工作的木制管道）中数百次试验得出的结论，能在略微牺牲极速的情况下，显着改善中低空域的机动性和稳定性。
“这不符合经典理论……”有人小声嘀咕。
“理论需要实践验证。”哈拉姆布头也不抬，用圆规和三角板在图纸上标注着修改尺寸，“我们的飞机，要适应罗马尼亚的空域和战术需求，不是用来参加学术评比的。”
最大的挑战，来自那个无法回避的心脏——发动机。他们选定了英国布里斯托尔公司的“墨丘利”VIII型14缸气冷星形发动机，这是目前能获得的最佳选择，功率近900马力。但如何将这具“英国心脏”完美地植入这具“罗马尼亚身躯”，并发挥出最大效能，是设计的关键。
发动机整流罩的形状、滑油冷却器的进气口位置、排气管的布局……每一个细节都影响着发动机的散热效率和整架飞机的气动外形。设计团队制作了十几个不同方案的木质模型，反复在风洞中测试。
“不行！整流罩后部气流分离严重，阻力太大！”
“滑油散热器进气口效率不足，模拟高速状态下，油温会超标！”
“排气管布局需要优化，避免废气干扰飞行员视线和机身蒙皮！”
问题一个接一个。失败是常态，成功是偶然摘取的果实。疲劳和挫折感像山一样压在每个人心头。有人会因为一个反复计算却无法解决的应力集中点而暴躁地摔掉铅笔，有人会因为在风洞测试中看到不理想的数据而沮丧地蹲在墙角。
哈拉姆布是所有人的定心丸。他几乎不眠不休，穿梭在各个小组之间，检查图纸，核对数据，参与讨论。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但思路却始终清晰。他有一种近乎直觉的、对机械和力学的理解能力，往往能在众人陷入僵局时，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却又切中要害的解决思路。
“这里，”他用沾满墨水的手指指着发动机防火墙的一个连接点，“不是强度问题，是振动频率耦合。改变一下支架的安装角度，打破这个共振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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